从唐代开始，阆中城市形象在渐变与突变的交替作用下，出现华丽转身，从历代的巴蜀重镇转为后代的风水典型。这种转型历经宋代，直至清初最终完成。汉唐时期的阆苑仙境已为城市形象的渐变打下了基础，而唐宋时期风水术语与风水技巧的直接运用则为城市形象突变添加了催化剂，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阆中风水典范的城市形象形成。
阆中风水环境的选择及城市风水景观的演变，与汉唐时期天文学家的活动息息相关。自汉及唐，风水堪舆之学盛行，许多天文学家又同时为风水家，袁天罡和李淳风便是典型代表，被尊为风水大师，他们精于风水并使阆中深受影响。唐以后阆中城市选址与自然山川有机谐和的风水格局形成，都和袁天罡、李淳风的风水堪舆活动与影响分不开。
阆中作为城市风水意象的典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城市选址本身符合中国传统城市的选址要求，二是城市地理环境与风水“形势宗”的龙、砂、水、穴极为相配，三是城市建筑布局刻意迎合山川形胜与儒家礼制，注重趋利避害，祈福纳吉。从阆中成为风水典范的条件来看，前者是基础条件，中者是优势条件，后者是主观条件。
中国先民很早就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城市选址与营建的理论学说，一个城市要生存与发展，在选址与规划上必须符合以下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具有适中的地理位置，符合择中观；二是度地卜食、体国经野；三是国必依山川；四是设险防卫；五是水陆交通要冲。
阆中作为巴国别都和巴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区域地理中心，与“五服”制度或“九服”制度相吻合；而“阆中”的“中”字，是择中观的典型体现。阆中土地肥饶、气候温润、物产丰富，符合度地卜食、体国经野的城市生存发展要求。阆中城依山傍水，处于大山之下、广川之上，具有良好的环境格局，符合国必依山川的要求。城市四围重重天然屏障合护，关隘相连，成金汤之固，利于设险防卫。城市位于古米仓道、金牛道、白龙江、嘉陵江水陆要冲之地，得车舆舟楫之利，商贾辐辏、都邑繁华。
中国传统的选址理论学说历经秦汉的经学教化与道器分野，被江湖术士吸纳糅合，成为“形法”、“堪舆”之术，并最终形成影响中国至深至远的风水理论，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城市建设。古城阆中也不例外。
作为城市地理环境风水意象的典范，古城阆中的山水配置最典型、最完整、最准确地体现了风水格局所需的龙、砂、水、穴意象、构成了“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四象格局与“山环水绕”、“环抱有情”理想人居模式。
古城阆中典型的地理环境意象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主山与龙脉：蟋龙山为阆中中主山，是古城山川形势之依卷，由近及远形成连绵不绝的龙脉意象，而县城则为龙脉聚合之处。
青龙与自虎：古城东面的梁山、七家山、大像山与西面的西山构成“左青龙，右白虎”格局，前后左右群山环抱，与龙脉形成呼应烘托之势。
案山与朝山：锦屏山作为“案山“，与古城形成隔江对景之势，成为城市第一道屏障，锦屏山之后的印斗山、金耳山，形成层次丰富的朝山系列。
冠带水与水口山：嘉陵江从东、南、西三面绕城而过，以“冠带水”形成“金城环抱”的大吉意象，西山与玉台山江对崎形成“天门”和“上水口”：东南的交通要道与塔山形成“地户”和“下水口”，共同构成古城“气口”。
风水在注重因地制宜的规划利用自然条件之时，还强调具体环境场所的创造。通过因其自然之性，假以人工数成，实现“趋全避缺，增高益下”之月的，达到“人因宅而立，宅因人符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的至善境界，这为城市建筑布局的风水意象构建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具体而言，即是在建筑布局上，明确功能器用与懂家礼制，追求人文建筑与山水融合的风水美学意象。古城阀中深谙此理，其城市街道布局均与传统风水城市营建思想相契合。
古城阆中建筑布局的风水意象主要体现为：
城市总体布局：以中天楼为中心，形成“上”字形主干大街，并向东南西北四面展开，各街巷与远朝对，街名与之相对应。
城市功能分区：西北面布置宗祠官署，为道府、学府和达官贵人活动区：东北面布置军事要塞，占据城池较高地势，居高临下，控制全城：城南面临嘉陵江，布置商贸区和居住区，便于通商和起居生活。
城市人文培植：接纳东南生气，将南门东、东门南移，建南津关和华光楼扼守，象征财源广进、财富聚集。倡导文治教化，城内建文庙、学宫、书院、城外筑文峰塔、奎星楼于水口山，既增高增势，又象征文运昌盛。
城市公共建筑：社稷坛、先蚕坛、先农坛、火神祠、水神祠、龙王庙与城市行政、居住建筑与世俗活动保持密切关系又适度分离，达到凝聚人心与宗教震慢的双重作用。
经过唐宋时期的风水奠基，到明清时期的刻意追求与规模扩充，阆中古城典型风水格局最终形成，并保留至今。
阆中古城的风水文化“龙脉”观念与风水文化唐代的堪舆理念与帝陵选址承德避暑山庄山地形势有何奥秘